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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利用外资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及应对建议

对外经济研究所李大伟 季剑军2017-07-28

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创新型企业,营商环境优良,加之金融市场高度发达,一直是全球大型跨国公司和股权基金主要的并购投资目的地。2015年以来,受重振制造业战略初显成效、美元进入新一轮升值周期等因素影响,流入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比重高达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大部分是并购投资。当前,我国和美国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不必要与美国争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国地位,但应充分正视自身在营商环境、税收成本、能源成本等方面的比较劣势,切实改善投资软硬环境,不断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

一、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

(一)美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长期居世界首位,且近期呈现爆发式增长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加之跨境资本流动十分便利,一直是全球直接投资主要的流入地。据联合国贸发署统计,2005-2014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流入美国的FDI规模均在2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全球利用外资规模的15%,居世界第一位,基本上是我国的2倍左右。2015年以来,流入美国的FDI规模呈现新一轮高速增长态势,20152016年分别高达3799亿美元和3850亿美元,居历史最高位,占全球利用外资规模的比重上升到25%左右,已经达到流入我国FDI规模的3倍以上。

 

1  2005-2016年流入中国和美国FDI规模对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署,中国商务部。

(二)与我国不同,近期美国新增FDI以跨国并购方式为主

长期以来,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获取金融收益等为目的的并购投资在美国利用外资中占据重要地位。据联合国贸发署统计,以并购方式流入美国的FDI占美国利用外资比重一直在40%以上。近期,以并购方式进入美国的FDI大幅度增长,2015年高达2987.4亿美元,占流入美国FDI的78.6%,为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稳居全球第一位;而以新建独立法人企业等“绿地”方式流入美国的FDI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而流入我国的FDI主要以“绿地”方式为主,以并购方式流入的FDI占比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上在15%以下,2015年仅为7.1%。

 

2  2015年流入美国FDI方式一览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署。

(三)来自卢森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投资基金和特殊目的公司是近年来流入美国FDI增长的主要来源

流入美国的FDI主要来自以下三类经济体:一是德国、日本、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些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主要为整合价值链、巩固市场份额等目的对美进行投资。二是卢森堡、瑞士、爱尔兰等跨境资本流动便利,税收成本较低,监管宽松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拥有大量的全球性投资基金总部和用于专门开展并购活动的特殊目的公司(下简称SPC”)。三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地区的企业对美投资主要目的是进入美国国内市场。从近期数据看,流入美国FDI的增长主要来自第二类经济体,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所掌控的投资基金和SPC的返程投资。2015年,卢森堡对美直接投资规模高达1825.6亿美元,是2014年的6.53倍,在各FDI来源国中排名第一;2016年仍高达614.2亿美元,在各来源国中排名第二位。同期,德国、日本对美投资规模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下降; 2016年中国对美投资高达103.4亿美元,增长74.7%,但由于基数较小,占流入美国FDI的比重仅为2.5%左右。而流入我国的FDI则大多数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韩国、日本、台湾省和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属于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红利所设立的生产基地和地区运营总部,和流入美国FDI的国别结构存在巨大差异。

 

3  2015年美国主要FDI来源地一览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四)美国在全球制造业跨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明显回升

本世纪初,受美国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等因素影响,流入美国的FDI一度集中于金融、商贸、房地产等服务业,流入制造业的外资占比长期维持在40%以下,个别年份甚至低于20%。但随着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明显回升,化工、机械、IT等高技术制造业成为FDI流入的热点领域。2015年流入美国制造业的FDI占比高达70.2%,其中流入化工行业的FDI占比高达36.1%2016年流入美国制造业的FDI占比虽有所下降,但流入化工、IT、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四大制造业的FDI占比仍高达31.2%

二、近期流入美国FDI规模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市场发达、美元霸权和营商环境优良为外资进入美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金融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代,跨境直接投资的方式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通过金融市场直接购买股权成为跨境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这种并购活动的发起者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和各类投资基金。由于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跨境资本流动十分顺畅,加之美国对外资基本上实现了国民待遇和事中事后监管,外资企业在美绝大多数领域开展业务十分便利,强化了全球大型跨国公司及各类投资基金与美国经济的联系,因而使之成为全球资本最主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

(二)大量大型跨国公司和创新型企业为跨国并购提供了优质标的

大型跨国公司之间为整合资源、拓展市场等目的进行跨国并购一直是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大型跨国公司最为集中的国家,2016年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34家美国企业,居世界第一位。同时,美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名列前茅,拥有大量潜力巨大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美国积极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各大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普遍看好美国企业的未来收益,并购美国企业的意愿和动力进一步增强。2014年以来,这类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投资十分迅速,爱尔兰艾尔建公司并购美国大型生物医药企业ALLEGEN、德国拜耳公司并购美国默克集团保健消费品业务等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左右的并购活动频繁出现。

(三)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元升值及近期美国经济走势向好助推大量海外美元回流美国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为走出经济低谷实现复苏,自2008年底以来连续实施了3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的美元流动性,这些美元流动性中的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卢森堡、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股权基金。当美元升值时,这些金融资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回流美国,既包括“快进快出”、追求短期收益的间接投资方式,也包括获取企业经营权、追求中长期收益的直接投资方式。2014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美元步入升值周期,海外美元以直接投资方式回流美国的动力明显增强,出现了诸如黑石集团55亿美元并购美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Gates GLOBAL、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81亿美元并购美元仓库和工业物业运营商IndCor Properties等一系列由股权基金主导的大型并购案。

(四)“重振制造业”战略初见成效吸引国际资本对美投资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成效明显,汽车、生物医药、新能源等一批新兴制造业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页岩气革命”大幅度推动高端精细化工行业的发展。据统计,2012-2016年间美制造业增加值(不变价)年均增速为1.7%,显著高于危机前五年的0.3%。在这一背景下,全球资本普遍看好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前景,纷纷加大对美投资力度。这类投资既有采取并购方式的,如比利时索尔维集团斥资55亿美元并购美国高端化工企业氰特、德国采埃孚集团斥资125亿美元并购美国天合汽车集团等;也有采取绿地投资方式的,如德国拜耳集团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设立新型除草剂工厂、浙江科尔集团在南卡罗莱纳州建立纺纱工厂,等等。

三、正确看待中美利用外资规模的“此消彼长”

近年来,流入我国的FDI规模增速有所放缓,2016年甚至同比小幅下降0.2%(以美元计算),与流入美国FDI规模的大幅增长形成了明显对比。对此,应正确认识,妥善应对。

(一)短期内我国完全没必要和美国竞争全球第一大直接投资流入国地位

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大直接投资流入国,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和金融优势,大量流入美国的FDI实际上是欧美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寡头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以获取最大化收益的结果。我国和美国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当前利用外资要突出在引资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引技和引智,吸收搭载在FDI中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实施。大型跨国公司和投资基金主导的跨国并购和我国利用外资的理念并不完全符合,对我国利用外资综合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不应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点。

(二)优良的产业配套体系、巨大的市场潜力等独特优势仍将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提供强有力支撑

一是市场潜力优势。相比已经成熟的美国市场,我国经济仍然在高速发展中,本土企业将不断向研发、品牌营造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为全球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市场需求。2016年,信息和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国内需求增长迅速的热点行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增长59.8%112.8%66.4%55.8%95%,这说明外资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的意愿明显,我国巨大的内需市场空间是未来吸引外资的独特优势。

二是产业集聚优势。我国对外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较好的产业集聚优势,在绝大多数行业均形成了上下游紧密联系、同业紧密合作的产业集群,产业配套能力日益完善,集聚效应突出,能够为外资提供高质量的产业配套服务。这种产业集聚优势是绝大多数国家,甚至美国都难以比拟的。

三是劳动力成本优势。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上升,但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行营商报告,2016年,北京和上海两地最低全职工人工资分别仅为274.04美元/月、348.96美元/月,与美国的1519美元/月、德国的1777.63美元/月有明显差距。特别是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在高素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日益凸显,将对技术密集型外资构成巨大吸引力。

(三)应重点关注我国利用外资相对美国的比较劣势环节

一是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已经高于美国。从土地价格看,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2016年四季度末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工业平均地价为782/平方米,而美国中西部地区最低约为80/平方米,两者差距明显。从能源价格看,目前我国工业用电价格约为0.53/度,而美国中西部电价平均水平约为0.5/,已经低于我国;我国天然气价格为2.2/立方米,美国仅为0.7元人民币/立方米,不到我国的三分之一。

二是企业运营成本明显高于美国。从融资成本看,我国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再加上金融机构手续费用等费率,国内企业借款的最低年利率约为5.3%,美国约为3%3.5%。事实上,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金融体系不发达等原因,我国大量民营企业的实际借款利率要明显高于5.3%,和美国差距巨大。从税费成本看,根据世界银行营商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企业税费与商业利润之比达68%,明显高于美国的44%。若特朗普政府的新税改方案得以通过,美国的税费成本优势将更加凸显。从社保成本看,我国企业承担的养老保险费率高达20%,明显高于美国的6.2%

三是营商环境虽有所改善,但仍弱于美国。虽然近期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对外资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但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首先,我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对外资企业的特别限制措施仍然多于欧美发达国家;其次,我国存在着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的大量业务准入许可,事实上成为了外资企业面临的重要壁垒;最后,我国对投资项目的环评、安全评价等管理均为事前审批,而美国均为事中事后监管。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全球营商环境指数长期排名全球前十位,其中在获取贷款、创设新企业、履行合同等方面的便利性均位列前茅。

四、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更加注重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并计划通过推进税改、促进外资营商便利化等措施进一步吸引全球大型跨国公司对美投资。预计未来美国在继续保持金融市场发达等传统引资优势的同时,税收成本、能源成本等新的引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从而会加大新兴制造业等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我国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应高度重视我国利用外资比较优劣势的最新变化,优化软硬双环境,打造国际一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

(一)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打造有竞争力的成本环境

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建议将增值税税率全面降到15%及以下。将研发费用税收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50%左右。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赡养父母、抚育子女、偿还房贷利息等支出予以适度抵扣。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由20%降到15%乃至更低,同时提高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以弥补缺口。

提升外资营商便利化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大力度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加强政策协调,实现税务、海关、银行、外汇、商检等部门的有效配合,保证企业运营环境宽松、稳定。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在外企员工就医、子女就学、交通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在外籍人员出入境、高技术专业人才落户等方面为外企提供便利。

(二)完善外资政策,优化引资与用资环境

逐步完善引资、用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积极发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引导作用,为相关领域外资进入创造便利条件。

减少市场准入障碍。继续推进相关服务业,如商业、外贸、航空运输、工程承包、社会中介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全面梳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可能对外资实际造成非国民待遇的各类部门许可,除涉及国家安全外对内外资一视同仁。逐步建立以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等标准体系为主的行业准入机制,推进事中事后核查,减少具体行业的特殊许可,提高各部门特殊资质许可审核程序和判断标准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减少部门自由裁量权。加快优化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流程,允许企业相关材料可以在开工建设后再进行备案或核准。

推进自贸区的创新性金融市场化改革,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推进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完善金融监管,在金融领域继续减少行政审批干预,简政放权,放松外汇管制,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及时总结自贸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

(三)提升外资技术和人力资本含量,进一步引进高水平外资

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引进基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一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农业项目等,鼓励外资在华设立研发、区域总部、结算中心、供应链配送中心等,发挥好外商投资的技术、管理、品牌等溢出效应,助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为跨国企业来华设立研发中心提供更多优惠条件。研究解决中方配套资金,提供金融便利化服务,形成外资与内资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加大对外企研发合作尤其是基础科学研发的支持力度,提升外企对国内科研项目的参与度,帮助外企申请国内相关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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